（二）正当程序原则 正当程序原则是现代公法的根本性原则，对域外正当程序原则的继受是当代中国行政法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其二，基于本文论及的中共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间的科层体制，不同级别的地方建制也就得以耦合于央地关系的宏观场域中。这种领导地位的基础有两个：一是理论层面，在中国，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而通过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连接机制，在权力集中的环节场合下，权力一般会集中到各级党组织，最终集中到党中央。
与前六节分列央地国家机构的模式不同，我国《宪法》第三章第八节将各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合并处理。参见石东坡：《创制中央地方互动程序规范的宪法思考---基于研究历程的反思和尝试》，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xxxii] 最后，2018年由修改后的我国《宪法》和新出台的我国《监察法》提供明确规范支持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同样面临中央属性的确认问题。其三，就一般地方而言，我国《宪法》第3条第4款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本身就暗示了地方可能存在不同于中央的、相对独立的利益，这也同时解释了为何我国《立法法》在其第4条要求立法应当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的同时，又在其第72条规定省级地方和设区的市（含自治州）制定地方性法规可根据本行政区域（市）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即允许在地方立法中合理体现地域差异。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两个中央的内涵是比较一致的，因此中央兼具职权划分者和职权划分结果的接受者两个身份的情况就颇为常见。
此外，中共中央和全国政协还构成了制度实践意义上的中央，文本与实践落差的解读应回归我国《宪法》第3条第4款，核心是对该款中两个中央表述的差异化解释。而基于立法语言和修辞技术的考量，第89条第4项规定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国家行政机关的职权的具体划分里的中央实为中央国家行政机关之省略表述。在以按照政治理想改造社会为己任的能动型国家，司法的主要目标是政策实施。
[11]党和国家领导同志支持行政审判工作的公开讲话，为府院互动成为行政审判新政策奠定了基础。参见江必新：《抓住机遇，加大工作力度，把行政审判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在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全庭会上的讲话》，载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总第28集，人民法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206页。行政诉讼败诉率、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率，被纳入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办公室印发的《关于开展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活动的意见》附件市县法治政府建设示范指标体系之中。2007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行政审判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行政审判意见），专篇阐述建立司法与行政良性互动机制。
结语 当前，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面临着来自内外两方面的挑战。[33]鉴于行政诉讼法已明确规定部分行政案件可以适用调解，全社会对于法院以府院互动方式促成双方当事人自愿和解的做法应当给予理解和尊重。
2006年10月25日，全国法院加强行政审判工作妥善处理行政争议电视电话会议在北京举行。[57]鉴于司法与行政的角色分工，并考虑法治建设区域差异性、城乡差异性以及行政任务和方式自身差异性，法治促进型府院互动形式应当更为灵活多样。个案处理型府院互动与法治促进型府院互动的分工 四、行政诉讼中府院互动的法治建构 关于改革与法治的关系，全面依法治国决定提出了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和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重要论断。[51] 前引[37]，棚濑孝雄书，第161页。
在扬弃司法中心主义的同时，强化原本并不存在的司法中心主义。[62] 参见黄岩生：《同心协力，良性互动，共谱法治福建建设新篇章》，载前引[34]，会议材料，第22页。伴随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持续推进，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逐渐理顺。受管辖制度改革等因素影响，行政案件协调化解率有明显回落。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7年1月15日下发《关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于2007年3月1日下发《关于进一步发挥诉讼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积极作用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司法建议工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服务的通知》。这既是我国行政审判工作多年积累的宝贵经验，也是行政诉讼制度艰难运行的真实写照。
本文有关行政诉讼中府院互动实践的功能阐释，揭示了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特色司法权运行的特殊机理。行政诉讼中形式多样的府院互动活动承载着多重功能，协调化解的初衷良好，但因使用过度而受到批评，根源就在于倡导协调处理必须以一个独立和权威的司法体系为前提，以法院能够确保依法判决为后盾。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政治论断的提出，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改善民生、化解矛盾和创新治理中构建和谐社会的决心，这一重大政策变迁对行政审判工作提出了新要求。个中不仅蕴涵着各地法院的积极探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强力推动，体现了法院系统内部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创新方式的融合。中共中央、国务院2015年12月联合印发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以下简称法治政府纲要），设定了法治政府总体目标和衡量标准，成为法治政府建设督察和示范创建的直接依据，应当被奉为法治促进型府院互动的行动指南。对于府院互动的法理基础、类型构造、生存空间和规范化问题，尚需在全面梳理十五年行政审判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深入研究。这些迹象表明，既往以受案数和败诉率来评价行政审判工作绩效的做法未必科学。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9年5月率先向社会公布首批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十大案例，其中，有7件通过协调化解，2件通过出具行政调解书化解，1件通过确认违法判决化解。
在正式的法律控制尚未落实时去发展非正式控制。行政诉讼法在2014年的修改，起步于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部署之际，完成于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全面依法治国部署之后，承载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使命。
摘要: 近十五年来，府院互动活动在我国行政诉讼实践中的开展，更新了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的传统认知，促进了行政审判制度化解纠纷、支持与监督行政等功能的发挥，同时也存在运行规范性欠缺的问题。在以审判为中心和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观念指引下，法院应当对行政案件进行羁束行为和裁量行为、侵害行政和受益行政、违法行为和不当行为、单纯行政争议和行民交织争议、法律争议和政策争议的区分，围绕根据合意的纠纷解决和根据决定的纠纷解决，[55]通过依法裁判、依法调解和协调化解相结合，辅以运用出庭应诉和司法建议机制，达到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处理效果。
就互动依据而言，府院互动本身虽缺乏直接法律依据，但必须基于双方法定职责进行。要辩证看待司法与政治的关系，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全面提高司法话语权。
[49]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尤其是府院互动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达玛什卡多面孔审判的学术洞见。[45] [德]Eberhard Schmidt-Aßmann：《行政法总论作为秩序理论》，林明锵等译，元照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169页。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明确了加强社会和谐司法保障的具体任务。同时也要充分考虑科技进步激发的社会需求、市场创新等相关因素，作出既符合依法行政的当下要求，又为未来的社会发展和法律变化留有适度空间的司法判断。
[6]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作为衡量一国法治发达程度与社会文明程度重要标尺的行政诉讼制度，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为消弭协调化解结案的形式合法性争议，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专门的撤诉司法解释，既回避了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的限制性规定，又为不违背法律精神的实践探索提供了规范依据。
[14] 例如，在青岛万和热电有限公司诉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政府应急预案行为上诉案等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为防止程序空转，实质解决问题，最高人民法院通过长时间的努力，最终成功协调化解争议。一个政治功能缺失或弱化的法院，实际上既无政治地位，更无力担当实现法治的重任，还势必影响其一般司法功能的发挥。
[9] 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府院互动，首先应当排除三权鼎立的前见，因而府院互动不宜被泛化理解为不仅意味着相互配合而且意味着相互制约或不仅意味着相互支持而且意味着相互监督。在实践中曲折前行的府院互动揭开了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复杂关系的面纱，个中蕴藏着一系列需要通过不断深化的法治实践予以消解的两难选择：在打破对司法解决纠纷能力的迷信的同时，树立司法解决纠纷的权威。
出庭应诉和司法建议虽被高调推进，但人民法院四五改革纲要将其视为优化行政审判外部环境之举，并未充分体现围绕个案处理互动的旨趣。[60] 开庭后四次延期宣判、备受社会关注的全国专车第一案的撤销判决就是很好的例证。[20]最高人民法院继续不断创新工作方式，指导推进行政诉讼中的府院互动。[54]近五年来，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不断被写入裁判文书，成为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遵循的基本原则，对切实解决行政审判程序空转裁判口惠实不至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赢得了广泛社会认同。
[29]地方法院与行政机关的各种有效互动，经最高人民法院提炼后初步实现规范化和体系化，部分实践成果得到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的支持，进一步夯实了府院互动的规范依据。以往一些府院互动实践之所以受到质疑，主要原因在于互动大多是法院和行政机关在私下进行的。
[34] 司法和行政良性互动始终是上海法治建设的特色和亮点，其中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将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作为府院互动的出发点，这一立足中国国情、政情和民情的实践创新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充分认可。除不定期发布指导性案例外，最高人民法院还从全国行政审判一线挖掘典型案例，先后公布征收拆迁、信息公开、环境保护、行政不作为、经济行政、行政协议等领域的典型案例，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67]行政审判实践中围绕个案化解发出的司法建议日益增多，涵盖了地方公共政策调整型给予当事人抚恤救助型行政程序瑕疵补正型等多种类型，一些司法建议的相关事实和内容还一并记载在裁判文书中。中国特色行政审判制度 引言 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既是贯穿行政诉讼活动始终的主线，也是观察行政诉讼制度走向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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